這個時期的龍鳳紋飾的結構變化，是發生在中原商周文化的基礎上，而不是在后來的楚地。此時的楚國選擇了先在長江流域確立一強國地位，然后再北上與其他諸侯爭雄的策略。這個時期的楚國因戰事不斷，依然保持著周天子封地建國初期的“篳路藍縷，以啟山林。”的銳利開拓疆土之精神。無意在藝術品上追求太多的與中原異化的形式東西。但在實際的軍事上的多年征伐過程中，同時也為后來的戰國時期的楚文化，帶來了文化多源性的交流空間。

　　崛起的楚國，是在臣服商周的同時，又與商周王朝斗爭中發展起來的。“挾天子以令天下”的“霸主”角逐，至第八代國君熊渠時，試封三個兒子為王，企圖僭號稱王。楚莊王即位后，“三年不蜚，蜚將沖天；三年不鳴，鳴則驚人”，政治上的蓄意磨煉意志終成霸業。而在此處所用的比喻上，恰恰用到了鳳鳥的精神形象。楚國的鳳鳥精神常常藝術性的表現為，幾條龍拱衛盤繞于鳳的身上，或者一只鳳鳥大步前行，追逐著一龍，而龍卻已示弱，并作反身躲避的態勢。

　　也就是這段時間開始后，如信陽長臺關M1出土玉器和平糧M16出土玉器，以及長豐楊公M2和江陵望山2號墓出土楚國王室貴族用玉，都較異姓貴族和封君貴族們所使用的佩飾好。不僅質地高，而且體形大，琢工精細，厚薄均勻，光潔無瑕，形制規整。龍與鳳的形象則更多為組合式，可謂千姿百態，表現出龍、鳳的多情多意，一改春秋楚玉中龍多鳳少的現象。從這些出土楚人佩玉的服飾文化中，如從玉佩的種類和結構上分析，能清晰地判明墓主身份的不同。這正符合戰國時期楚人的“古者君臣佩玉，尊卑有度，上下有貴賤”的古禮制度特征。

　　據上述現有的考古材料看，楚人對鳳的祟拜歷史淵源流長，在我國原始社會的中晚期就已有傳承，至戰國時期的大舉盛行，最終形成了“楚人尊鳳”的社會政治行為。如果沒有先行的商周中原藝術的引導和楚國與邊裔藝術的薰染融合，楚玉藝術是不會有震古爍今的輝煌成就。鳳鳥作為一個超越其歷史自身的整體精神形象，在楚人的眼中以某種特殊價值現象和文化符號，在“撫有蠻夷”“以屬諸夏”的楚人氣魄中，蕩氣回腸。使得戰國時期的藝術品，充滿了龍鳳藝術的精華，也顯示楚文化中邊裔藝術的多姿多彩。形成了后來的楚文化意識中“楚人尊鳳”的自強不息精神內涵。為我們的玉器鑒賞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和斷代史料資源。